文言文的大缺是它不能为好的表达工，它跟白话分裂，写来，是活人说死话，说得再好也是"古文辞类纂"。到了十九、二十世纪，有人开始突破，最成功的是梁启超，梁启超说他文章"解放，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；纵笔所至不检束。…者辈则痛恨，诋为野狐。"

所谓书目指导

这步，转变到北宋的"古文"。"古文"一方面说复古，一一方面也创新，虽然南宋以后，有"语"现，把白话和文言合，但以"文章"正宗论，还是"古文"的天下。于是，从韩愈到曾国藩，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，"古文"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。

从对对到古文

虽然这样，四分类却还算是步的分类呢！其他像《永乐大典》以韵来分类；《文渊阁书目》以《千字文》来分类；朱彝尊《竹垞行笈书目》以"心事数白发，生涯一片青山，空林有雪相待，古无人独还"六绝一首来分类，其荒唐程度，比四分类就尤有过之了。

中国古书的分类，最行的，是四（经、史、、集）分类。四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，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。但是稍一留心，就知这分类是相当荒唐的。以四中第一"经"为例，"经"的一分，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，应分总类、文学类、历史类，其他分（像《论语》、《孟》），应分人"集"（个人集）；以第二分"史"为例，裁上分正史、编年、别史、杂史、载记等，全无理与必要，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，时令应分天文类，目录应分人总类；以第三分""为例，老庄申韩等家，其实与"论语"、"孟"无别，都应分"集"，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植类、动类，类书应分总类，小说应分文学类；以第四分"集"为例，"经"、""分过来的书，多可分哲学类、法律类、文学类。…总之，四分类，大上说，"经""""集"多是一类，"史"是另一类，四分类实在只是两分类。分类、分类，分了半天类，最后只分了两类。所谓分类，分了等于没分，这叫什么分类！（并且若前面所提"六经皆史"之说，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！）

对古书选本，失败在"文章"挂帅以外，另外的失败，是"分类"笼统。

从分类的笼统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，发生在古书内容

从古文到解放

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，诋为野狐，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。和司迁、韩愈等一样，是十足划时代的人。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，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，中国古书的时代，就告一段落了。

虽然这样，韩愈却还算是步分呢？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，就有话不好好说，一定要成了对儿才说话，一作起文来，就是"四六"。"四六"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文，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。中国人这时候，一写文章就要对对，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联，满篇堆砌、矫造作，非常讨厌。到了唐朝，韩愈来，主张秦汉古文，"师其意而不师其词"、"唯陈言之务去".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，总是一步。

古往今来，中国的"文章"特多，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。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。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。韩愈就是老大，他是"唐宋八大家"的牌，又是"文起八代（魏晋六朝）之衰"的大将，承前启后，代表特，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，你会发现读不下去。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：

一、他要表达什么？答案是：他思路不清，脑很混，他主张"非圣人之志，不敢存"，但什么是圣人之志？他自己也不知；二、他表达得好不好？答案是：他好用古文奇字，气势奔放状，文言文在他手下，变成了象名词排列组合，用一大堆废话，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，表达得实在不好。

说林纾的文章，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。章炳麟又说："当世之文，唯王阎运为能尽雅，通伯为能尽俗。"其实一切摊开，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？文章只有好坏问题，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。文章的好坏标准，本不在这里。

分类的荒唐

我们现在谈古书，就是以这一段落标准的。这一段落以前的书，就是古书。读它们，无从读起，不读它们，又愧为中国人。我们遭遇了"两难式"。

为新时代的中国人，我们评判文章，实在该用一新的标准，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标准、什么雅俗标准、什么气骨标准、什么文白标准。我们看文章，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：一。要表达什么？二、表达得好不好？有了这新的标准，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，都可以去它的；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，都可以叫它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