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抑民”以求快速解决。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，而只能在赤手空拳，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行抗争，而民众的这冤抑情绪一旦爆发来，后果则是难以想象的。

这些情况，连自以为“了解历史”的孙纲以前都本不知。

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狼，问题是他这个“四教合一”的提议立刻惹翻了一条街的同读“圣贤书”的同行，事涉“圣人”脸面，岂不摸了老虎，骂他的奏折顿时如同雪片般地飞往都察院，一时间“洛纸贵”连光绪皇帝都有些蒙了。

笑归笑，仔细想想，这位安御史提的这个办法还是有很大的可作的，这帮言官清其实也不全都是笨。

孙纲这时候真的有些佩服这位安大御史的风骨了。

顽固派们是这么说的，西方教会“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，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，悖纲常，莫此为甚，岂可行于中国哉！”又说“以耶稣比之孔圣，狂悖之至”还说“天主教男女杂，不顾礼教之大防，是导天下以滥矣”（“滥”这个词用的可真够有意思的！也许是孙纲“思想复杂”自己先想歪了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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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一个叫安维俊的御史上奏朝廷，说“现各地民教相仇，势同火，而朝廷置失当，地方官畏于外人之势，抑民过甚，民怨不得申，因而私相报复，舆情鼎沸，每有杀教民毁教堂之举，遂遗他国以实，”若不设法理好这个问题，会形成恶循环“长此以往，恐成燎原之势”他建议“仿理藩院旧制”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理这类问题“使彼传教士及教民知我圣人之教诲，我亦明彼耶稣之言行，”这样不但起到一个文化的作用，而且表明了朝廷重视西方宗教的态度，让外国人挑不刺来，他还指“我中土向有儒释三教合一之说，况西洋教自唐时至今百数十年存于中土，多此一教，免遗他国实，未尝不可”又说“闻彼尊崇之耶稣生于阿剌伯之耶路撒冷城，该地属东方亚细亚洲之范畴，耶稣即生于东方，而西人尊之为圣，而我之至圣先师孔生于曲阜，为万世师表，世之圣人皆东方，岂非天意乎？”言下之意，是说不如中国脆来他个“四教合一”这样就不会产生什么“宗教文化”方面的矛盾了，也就可以从本上解决“民教相仇”的问题了。

在他的“授意”下，北洋军情“驻京办”立刻开始了秘密活动。

现在的情形是，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一听到和教会有关的案就“哆嗦”他们也知目前理这问题的“危险”一个不小心就得丢官罢职，还得冒着被人骂得狗血淋的危险，而目前，他们可能还不知，孙纲就是要借着这形势，和那些保守派文人们开一个“灰”的大玩笑。

这篇文章也不知是不是这位御史安大人自己写的，反正孙纲看明白了他那个“四教合一”的意思，人就已经在桌底下了。

他后来才知，这位安大御史一贯以敢于直言闻名，甲午开战之初就曾激烈上奏指责李鸿章置失当，甚至连慈禧太后信的太监总李莲英都敢骂，是个有名的倔骨，这时面对“千夫所指”他没有象中堂大人那样“笑骂由你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”“受尽天下百官气，养就中一段”而是拿起了犀利的笔，来了个“我自岿然不动”“横扫一切鬼蛇神”面对众多的指责，他猛烈地行了反击，说“孔孟曰仁，耶稣讲，仁本为一，不分东西，全球皆然”（有些上升到理论度了，）“无何所谓仁？无仁何以谈？我天朝有三纲五常，泰西诸国独无君臣父夫妻耶？中学西学，本有相通之，曰：学而时习之，我孔圣遂有周游列国之行，又曾问学于老，今不过为解民教之争，略窥西教之学，便喧议纷纷，引为大耻，岂是孔圣劝学之意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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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纲这时候其实是很同情这位御史大人的，这位御史大人只是想提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但却没想到掉了“雷区”孙纲知这是他对军情的那句“找几个过不去年的御史，最好气一的上奏”的“指示”起了“副作用”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朝野的“意识形态大讨论”